《苦難輝煌》128(金一南)

摘要:形容這個會議的詞匯太多了。以至有人說,一個會議居然能戴上這么多桂冠,加上這么多光環。的確如此,因為它決定了一支軍隊的命運,進而是一個黨的命運,最終是一個國家的命運。

“一南金文”專欄

  長期身處和平年代,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、爭名逐利、心浮氣躁、得過且過的狀態中慵懶倦怠,放松警惕,消弭斗志,忘卻初心,淡漠使命,弱化擔當。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,極有必要重復吶喊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!”

  金一南,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,少將軍銜,博士生導師。是一位勤勉自強、才華橫溢、著作等身、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、愛國學者。其作品以說理透徹、恢宏大氣、振聾發聵而著稱,獨具提神醒腦、救贖靈魂、正心正念之功效。

  為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,為警示當代、鼓舞民志,更為啟迪后世、昭告未來,經請示將軍同意,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“一南金文”專欄。愿借將軍力作,爆燃民族精神之火,積極踐行“導引群心、朝向太陽”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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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難輝煌

文/金一南

第十章 矚目大西南

  蔣介石首次進軍大西南。川軍劉湘、黔軍王家烈、滇軍龍云,皆是收拾對象。

  遵義會議人事變動在黃平橘林商定。張聞天心中的“欽公塘”。毛澤東不是先知先覺,卻以最大的歷史自覺來到轉折點。紅軍作戰講究出敵不意,入川行動卻落入劉湘意料之中。

第二節 量變,質變(下)

  形容這個會議的詞匯太多了。以至有人說,一個會議居然能戴上這么多桂冠,加上這么多光環。的確如此,因為它決定了一支軍隊的命運,進而是一個黨的命運,最終是一個國家的命運。

  1935年1月15日,遵義會議召開。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、張聞天、周恩來、毛澤東、朱德、陳云;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、鄧發、劉少奇、凱豐;紅軍總部負責人劉伯承、李富春;各軍團負責人林彪、聶榮臻、彭德懷、楊尚昆、李卓然;還有軍事顧問李德、翻譯伍修權和中央隊秘書長鄧小平。

  因為聯系中斷,遵義會議的醞釀準備工作無法請示共產國際。

  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蘇區時,特設立上海中央局,負責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。但后來隨著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李竹聲、盛忠亮先后被捕叛變,上海地下電臺被敵破獲。長征前夕,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系已經中斷了。

  而恰恰是這種中斷,使中國共產黨人終于獲得自主選擇自己領導人的機會。

  會議由博古主持。

  當年那幢黔軍師長柏輝章公館、如今的遵義會議紀念館內,最難解決的問題恐怕就是會場內人們座次的排定。會議開了三天,除主持會議的博古固定坐在長條桌中間的位置上外,會議參加者基本按先后順序隨便入座,不像今天的排位那么嚴格煩瑣。工稼祥腹部傷口未愈,躺在一張藤榻上與會;聶榮臻腳上帶傷,每天坐擔架到會;彭德懷未等會議結束,就匆匆返回前方執行新的命令去了。

  但這一切并不妨礙遵義會議成為中國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。

  生死攸關的軍事問題是切入點。會議的第一項議程,就是研究戰略轉移的目的地。黎平會議確定的以遵義為中心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設想被否定了。劉伯承、聶榮臻建議打過長江去,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。

  會議采納了劉、聶的建議。

  新的前進方向確定完畢,便開始清算第五次反“圍剿”以來的軍事路線。

  博古作主報告。

  周恩來作副報告。

  張聞天作反報告。

  歷史在某些重要關頭會表現出一種獨特的韻味。就如1978年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,發言分量最重的不是鄧小平而是陳云一樣,1935年遵義會議上發言分量最重的也不是毛澤東,而是張聞天。

  首先因為他當時在黨內的地位。

  耿飚回憶說:

  張聞天同志那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、書記處書記,相當于現在的政治局常委。他在當時中央的這個職務,是長征路上最先起來反對錯誤軍事路線的三個人(毛澤東、張聞天、王稼祥)中最高的。所以認真想起來,遵義會議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在中央提出這個問題來,會議就不可能開。事實上,如果他不提出來,也沒有別人敢提呀。過去蘇區多少同志因為提不同意見就挨整呀。如果誰也不提,毛主席也出不來,我們紅軍就不可能勝利到達陜北,也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發展。

  當時中央常委或稱書記處書記只有4人:博古、張聞天、周恩來、項英。項英留在了中央蘇區,遵義會議的參加者只有前三人。前三人中,張聞天的地位僅次于博古。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站出來,旗幟鮮明地批評錯誤的軍事領導,分量自然最重。

  其次因為他發言的系統性。

  楊尚昆回憶說:“我清楚記得,遵義會議上反對‘左’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是聞天同志作的,他作報告時手中有一個提綱,基本是照著提綱講的。”

  張聞天文思敏捷,文筆流暢,他在遵義會議上帶提綱發言,與博古的主報告正好針鋒相對。從雙方陣容上看,博、張二人正好是新老三人團主將。博古講話是會上的主報告,洛甫的發言提綱就成了針鋒相對的“反報告”。

  毛澤東、王稼祥、朱德在張聞天發言完后先后發言。毛澤東講了一個多小時,分析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。會議決定委托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。他那份反報告的內容基本包含在《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“圍剿”的總結決議》中了。

  歷史驚人相似。

  1935年的遵義會議原定議程是研究軍事問題。

 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定議程是研究經濟問題。

  兩個會議都脫離了預定軌道。

  遵義會議最終成為從軍事上清算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一場戰斗。

  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完成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,向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方針路線發起了一場總攻。

  在遵義會議上首先發言批判博古、李德左傾軍事路線錯誤,和在三中全會前中央工作會議上首先發言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,皆需要一種面對歷史的勇氣。

  1935年的張聞天,1978年的陳云,皆具這樣的勇氣。

  張聞天是上海南匯縣人。家鄉張家宅,坐落在長江口和杭州灣中間一塊沖積平原上,村子緊貼著一道海堤,名叫“欽公塘”,由一個叫欽璉的南匯知縣1733年修筑。“欽公塘”由北而南綿延近百里,世世代代護衛著堤西大片良田。1905年遇大潮,大堤東面的良田頓成汪洋。巨潮排山倒海,潮頭高達5米多,大有將堤壩摧垮之勢。但“欽公塘”巋然不動。堤西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損失。大潮退后,人們紛紛到“欽公廟”焚香祝禱,懷念這位造福人民的好官。這道堅固的塘岸護衛著南匯、川沙兩縣人民生命財產170余年。老百姓稱“欽公塘”為“命塘”。

  這事在幼年張聞天心靈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  張聞天后來留學日本、美國、蘇聯,他的第一課永遠是“欽公塘”。那道塘岸使張聞天萌發了一個終生不改的志愿:做老百姓的“命塘”。

  歷史給張聞天提供了兩次做“欽公塘”的機會。

  遵義會議上他做了一次“命塘”。他成功了。他以自己黨內第二號的地位和影響,以思維縝密和語言尖銳的反報告,為黨作出了重大貢獻。毛澤東從此成為工農紅軍的領導核心,繼而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。

  24年后,他決心再做一次“命塘”。

  那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。

  那一次,他失敗了。

(未完待續)

  金一南,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,少將軍銜,博士生導師。中共“十七大”代表,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。全國模范教師,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。全軍首屆“杰出專業技術人才”獲獎者,連續三屆國防大學“杰出教授”。主要研究方向:國家安全戰略,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。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,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。兼任中央黨校、國家行政學院、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,中央人民廣播電臺《一南軍事論壇》主持人,《中國軍事科學》特邀編委。2008年被評為“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”,2009年被評為“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、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”。

一南金文

[編輯 雅賢]

【本網聲明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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